最近“土豪”這個詞很流行。曾經有人采訪我問我怎么看，我說這個“土豪”和過去的“土豪”不一樣。過去是一種被掠奪的對象，是革命的對象。現在是幽默的，中國政治式、文化式的幽默。但確實中國處在一個“土豪”的階段。我有時候也說我是個“土豪”，因為我們還未被現在的企業倫理馴化。但我認為，要走出現代企業倫理出現的諸多困境，僅有“土豪”是不夠的，因為“土豪”本身就是這種困境的一部分。
　　杜維明老師談到“儒商”，“用今天的話說，儒商就是關切政治、參與社會、注重文化的企業家。”請注意，他沒說商人，是企業家。“他們是企業界的知識精英和公共知識分子，是對世界大勢特別自覺，而且有公共意識的一批知識分子。”做到這個特別難，要做到杜老師說的這個標準，就差不多成為上帝了。我的看法是，“儒商”應該是為富且仁，為富好禮，關鍵是具有時代特征的貴族氣質。這個貴族氣質在中國社會是特別缺乏的，中國從來沒有貴族，都是奴隸，或者奴才。所以，貴族氣質在中國是要擔當、要承擔、要謙和、要平民化。這是中國社會當下極度缺乏的資源。
　　西方商人的概念
　　我想，必須先從西方角度來講一下關于西方商人的概念。我先從現代性講一下。尼采把“上帝”殺死了，他說的是“毀滅性創新”。尼采特別愛講“毀滅”，為什么？因為他從現代性判斷，認為西方社會已經走入虛無主義，讓他失望透頂。所以他希望“超人”出現。從而，他在政治信念上主張“貴族激進主義”，懷有道德優越感及有“天職”的使命感意識，堅稱“我一定要當毀滅者”。目的是什么呢？是“超人”，期待“超人”的出現拯救人類。
　　海德格爾也同樣表達了對現代性的不滿，他說，“我認為技術的本質就在于我稱為座架的這個東西中，座架的作用：人被坐落于此，被一股力量安排著、要求著，這股力量是在技術的本質中顯示出來的，而又是人自己所不能控制的力量”。由此，他十分悲觀地感嘆：我們都是無家可歸的，“無家可歸的狀態實基于存在者之離棄存在。無家可歸是忘在標志。”誰對此做出了補充回應呢？馬克斯·韋伯。他認為：“現代性的出現首先是一種經濟秩序，即資本主義經濟秩序的創立。”因而，資本主義精神與啟蒙的主旨理性化合為一體。他的所謂的資本主義精神與新教倫理結合后的體現為：至善就是掙錢，職業乃是天職，必須為之盡責的義務感。這個觀點非常重要，實際上，到此為止，資本主義的商人的合法性得到了確認，也暗合對尼采、海德格爾的“超人”及“上帝”的出現的回應。
　　到了美籍奧地利經濟學家熊彼特那里，尼采的“超人”經馬克斯·韋伯終于出現了。這就是具有新教倫理精神的資本主義經濟中的企業家。熊彼特認為：把一種從來沒有過的關于生產要素和生產條件的“新組合”引入生產體系是社會的創新行為，可以形成新的經濟能力。由此，熊彼特把新組合的實現稱為企業，把實現新組合為本職的人稱為企業家。他指出，“企業家與只想賺錢的普通商人或投機者不同，個人致富充其量僅是他部分目的，而最突出的動機來自于‘個人實現’的心理，即‘企業家精神’，包括建立私人王國、對勝利的熱情、創造的喜悅和堅強的意志。”要做到這樣的“精英”行為，企業家必須具備預測能力、組織能力及說服能力。大家看看，到了這里，我們就找到了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秘密，也看到了現代性終于培育出了時代的“超人”與“上帝”。在這個意義上，企業家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稀缺資源。
　　“儒商”的來路
　　按照熊彼特的理論，社會企業家就已經成了現代社會的一個中堅力量，這是人類歷史發生的巨大變化。那什么叫“儒商”呢？“儒商”是個既古老又特殊的概念。除了子貢之外，我不太認為以前的社會有儒商階層存在。子貢是孔子的弟子，“孔門十哲”之一。經孔子教導，他從“貧而不諂、富而不驕”上升到了“貧而樂道、富而好禮”，給今天的我們樹立了儒商典范。當然，我覺得春秋時期，是存有市場經濟因素。但是，到后來，商人的地位日漸低下。為什么？因為國家經商了，商人們只能靠官商勾結而謀生了。后來的商人有的可以稱作為“士”，“士為知己者死”，為誰死？為皇帝死。皇帝今天宴請我了，我明天跳江都行。為什么？因為他僅有依附關系，這個時候就沒有市場的概念。中國的商人從來沒有獨立過，即便你同時也可能有知識分子情懷。為什么？因為你要靠體制分一杯羹給你。只有到了改革開放的時候，鄧小平同志偉大的“九二南巡”真正把市場經濟引進來的時候，中國的商人才有了自己的些許地位。
　　中國的改革開放引進了市場概念，是被動之后積極的歷史姿態，中國接納了現代性進程，產生了具有市場意義的商人階層，我也戲稱之為“土豪”。但到現在為止，問題并沒有從根本上解決，要寄希望于新的改革。
　　所以這是儒商面臨的挑戰。在改革開放的時候，像我這樣一大批的人，從機關走出來了，我們這些人受到過儒家傳統文化的教育，而且經歷了中國經濟發展的特殊階段，愿意回頭探討中國歷史的進程，這樣的人才去做了商人。我們發現一個問題，其實從基尼系數上來看，我知道現在貧富差距最大的是中國香港，再一個是美國，中國內地還不算貧富差距最大的。所以現在是全世界人類出現了貧富差距極大的現象，這帶來的就是我稱之為“全球性的現代性困境”，誰也逃不了。全球化、現代化，最后都要走到現代性困境里來，在中國的當下表現得非常充分。“92派”為代表的知識分子從體制脫離，進入到市場，成為具有創造性破壞意義的企業家的出現，代表了中國社會的企業家精神釋放。至此，完成財富積累的這代企業家已經成為既得利益者。社會的現代性困境產生的危機感、貧富差距的背景下的革命情結，成為超越企業發展的重大問題，承擔成為企業家開始考慮的社會問題。在這樣的背景下，兼具傳統知識分子道統任務及市場創新任務的儒商構成了中國社會的精英身份，同樣成為稀缺資源。
　　總結一下：
　　當我們探討了西方企業家的前世今生后，是不是可以試著肯定，今天我們所談的儒商，從商的部分其實來自于熊彼特所總結的企業家精神。1980年代改革開放后，一代企業家在西方企業管理理論教育下出現，一個重要特征是競爭意識越來越強，狼性越來越足，具備了十足的經濟動物特征。市場意識趨利性以及對法制環境的渴求與依賴與西方企業家并無二致。這是所謂儒商的企業家特征。另一方面，隨著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社會利益訴求多元化，貧富差距急速擴大，中國毫不例外地陷入現代性困境中。由此，中國企業家面臨破壞性創新道德難題。對商業倫理的呼應日益凸顯，儒商，就成為一個被關注的概念。金融危機的發生，導致人類的貪婪本性暴露無遺。對所謂進步的疑問，也引起了對社會精英——企業家的質問。作為回答，西方企業家已無從擔當了。靠誰呢？儒商。為什么呢？因為我們有一套歷經幾千年沉淀的儒學體系。從這種理論體系孕育的中國企業家既具有破壞性創新的市場精神，又背負兼善天下的儒家情懷，具有超越新教倫理背景下的西方企業家的可能性。那就是，我們是“市場”的，又是“天下”的。我們是“破壞性創新”的，又是“仁義禮智信”的。這是一種歷史的偶然還是必然已無關緊要。